姚洋：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

尤其在要求政府减少对市场关系的微观干预这个 规范结构上，该下位法与之又不完全符合。

[54]但是，即使承认个案中权衡这种法治中不得已的人治的必要性，仍然会出现如何对个案权衡进行合理限制，以实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的法治要求。[14]对此予以补救的思路之一就是拉兹的共同善理论。

形式合理性越强，对个人的自由意志和尊严所造成的威胁就越大，形成理性的铁笼。[3]德沃金就此认为：权利最好被理解为王牌，它能够压倒对政治决定做出正当性论证的某种背景理据，而这一背景理据为整体共同体设定了一个目标。张翔教授同时将人格权与社会主义原则蕴含的保护社会弱者连接起来，这就可能与人的尊严存在一定的范围重合，参见张翔：《民法人格权规范的宪法意涵》，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年第4期。[39] 同样观点，参见孟勤国、牛彬彬：《论物质性人格权的性质与立法原则》，载《法学家》2020年第5期。例如，对身体权、健康权的保护涉及到器官和遗体捐献等问题，还涉及到对强制医疗和强制精神评估的限制问题。

因此，为了实现对人格权益的充分保护，德国法就只能通过基本权利的价值预设，创设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将一般人格权作为第823条第1款意义上的其他权利，从而实现对人格权益的保护，同时将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与民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区别开来，从而不违反基本权利间接效力理论前提下的司法适用方法。任何人都不能在他人身上规定一个支配权。一方面，通过预先设置了一套政治权力运用的‘轨道，以此避免政治权力的滥用，确保国家治理所依托的公权力依法展开治理活动，保障国家治理的有序性。

通过选举制度，人大代表与其相应选区的选举人之间产生联结。其次，数字技术赋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联系群众功能。因此，作为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制度建设与发展自然需要贯穿公平正义理念。其次，能动型进路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注入负责的价值取向。

因此，未来人大代表参与立法活动应当向专业分工转型。可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赋予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功能期待。

另一方面是防范来自人大系统内部的风险对人大系统产生影响。再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国家治理规范化这一制度发展方向为例，能动型进路驱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监督功能的全方位激活。诚如罗伯特·达尔所言，任何个体或阶层被排除在公民的范围之外，这些个体或阶层的利益将会被忽视或直接受到损害。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优化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结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互联网技术拓宽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渠道，提高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效率。从政府主导立法向人大主导立法的立法范式转型，由人大把握立法方向，决定并引导立法项目、立法节奏、立法进程和立法内容、原则与基本价值取向，体现着人大立法功能的积极面向。可见，为了人民中所指向的目的其实就是保障人民权益。

各地根据代表法建立代表小组作为联系群众的平台，但是由于缺乏常态化的工作机制，导致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碎片化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效果不佳。检察监督主要聚焦法律监督以及公益诉讼，并且目前检察监督仍处于发展之中，如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检察监督仍然属于检察监督中的弱项与短板。

加之市场逻辑在民生领域的渗透导致财富上的弱者在医疗、教育等民生领域处于资源分配的弱势地位，社会公平问题由此产生。例如，浙江省建立人大代表分专业有重点参与立法制度，使人大代表能够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包括职业优势、行业优势）提出更具有专业性、针对性、更能够回应实际需求的立法建议。

在数字化时代，民意会借助互联网进行表达，但这样的表达形式呈现碎片化特征，意见中心缺失，并存在集体利己主义替代公共性诉求的可能。要健全宪法监督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在包容型进路的影响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联系人民群众的功能会更加注重广泛性的提高，从而增强包容多元利益诉求的可能。与小康社会相对应的民生立法明显不足，存在以政策替代法律保障民生权利的问题，无法为民生权利提供稳定与刚性的国家保障。这意味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监督功能会发生从事后监督向兼顾事前、事中监督的全过程监 督。同时，法院监督还依赖于司法判决，但是司法实践普遍存在的立案难、执行难等问题也从侧面证明了司法监督的不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规范高效的制约监督体系。一方面，分类治理、精准治理的需求呼唤立法的精细化，提高立法在功能分化社会的适应性与针对性。

在国家治理体系的网状结构之中，人大系统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国家治理体系中不同系统的相互配合。当下中国正处于转型与变革的加速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宪制体制下承载人民利益的制度，自然肩负着人民要求其承担积极作为责任的期待，从而促进人民福祉，而绝非消极的不作为。

作为国家公权力的所有者与赋权者，人民拥有监督自己所选的人大代表的权利。但问题是，人民内部存在利益多元化，不同的利益群体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其利益表达渠道有多寡之分，利益诉求有强弱之分，特别是在社会分工中处于弱势的利益群体，其利益诉求很容易被决策部门忽视， 其利益就可能被不断边缘化。

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有机的制度系统，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实地考察、走访群众、定点接待等传统人大代表联系群众的形式碍于时空限制，呈现耗时长、覆盖率低等不足之处，而互联网技术突破了时空限制，可以实现低成本、高覆盖率的双向突围，克服了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时可能出现的调研时间短、异地调研便利性低等困难。科学立法还要求立改废并举，即立法、修法、废法应当协同并进，以及时立法回应社会对法治保障的新需求，以及时修法使既有的法律体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变化，以及时废法破解法治与社会变迁之间不相适应的内容。

因此，未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离不开人大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协同共建。其次，为应对功能分化社会，协同化也将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重点。

例如近期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支持与保障落后地区发展便是实质正义理念在立法中的彰显。（三）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

易言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立法功能与监督功能等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前提。这一理念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立法实践中已有显现。

因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需要应对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挑战。因此，人民性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核。因此，人民监督构成了预防人大系统风险的重要外部监督机制。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广泛联通使人民的舆论能量产生了巨大的倒逼作用，使人大监督更具刚性。

如前所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立法功能为政府治理、司法治理等提供明确的治理规则，使得政府治理与司法治理相互协调，实现立法权与司法权、行政权的相互配合与合理分工，避免越俎代庖，公权力之间相互内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承载的代议功能、决策功能、立法功能、监督功能、治理功能等恰恰能够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法治化、规范化、协同化。

以人大系统与行政系统的相互配合为例。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展开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

从代表建议交办之日起全程跟踪代表建议的办理情况，并通过实地督查、会议督办、电话催办等多元形式全程跟踪督办，从而落实代表建议，实现从阶段性督办向全程督办、常态化督办转型。治理主体多元化彰显了民主治理的特征。